◎ 余世存
近现代中国在中国史上是较为特殊的，是非常道，用新儒家的观念，这是一段“坎陷”的历史。中国文化的精神观念、物质成就、人物风范，在现代化极为张扬的参照里，一时黯淡无光，甚至被视为落后、反动保守、糟粕、遗老遗少一类，理想主义、唯物主义、全盘西化、斗争哲学、科学主义、革命精神、拜金拜物教等等盛行。个人、家庭、国家、社会等等文明单位在寻找现代化的过程中迷失了本来面目，发生了很多悲剧、闹剧。这个现代化过程至今方兴未艾。用新儒家的观念，中国人在这个过程中只充当了“材料”，难以超拔成为“形式”。
我们由此可知，对某一历史事实，从不同的角度可以做出相似的解释。就像有人一再说中国已经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的现代化程度已经很高，但很多中国人以留学海外、移民为生活的目标。
这个东亚大陆上发生的“数千年未有之奇变”，使个人生命乃至家国社会都跌入黑暗的谷底，无数人在其中挣扎、喧哗、制造热闹，但在有识者看来，这个底部生存其实都是一种无明状态。没有真正的光明烛照，一切的努力付出也就是漫漫长夜里的摸索，更多收获了负值，增添了罪苦。历史上众多的仁者、贤者都感受到了。《金刚经》里释迦牟尼佛坦承无明时代燃灯佛对他的加持：“是故燃灯佛与我授记，作是言：‘汝于来世，当得作佛，号释迦牟尼。’”在经济文化繁荣的宋代，一个读书人在一个邮亭里写下了很多人的心声：“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
在历史的非常道上，在人生社会的参照上，最为重要的是人格成就，它才是照亮我们生命的灯火。近代以来的中国史上，人们多以国家、组织、政治、科技理性、学问、金钱等等为人生的参照灯塔，甚至以政治人物、成功人士为参照。即使宅心仁厚、怀抱理想的人也以为，如果要推崇人格成就，那也是推崇历史上的圣贤如孔孟等人，现实中的人格完善意义不大。很多人更是视人格如无物，甚至嘲笑它。只有时过境迁，我们才能理解那些人格的光辉意义。
知识人承认，在当代知识界的沦落中幸而有一个顾准，为一代中国知识分子挽回了颜面。信仰者则说，在传统中国文化的气节难现于当代时，是一些伟大的个体为全民的罪苦承担了救赎。当然，传统中国的人格气象仍在，只是在少数人那里，不为大众甚至一般读书人所知罢了。儒释道的精神在百年中国的革命世纪里涅槃、新生，如新道家的陈撄宁、新佛家的太虚大师以及新儒家的熊十力等人，就是极为重要的文化果实。一般人以为他们迂腐了，属于现代化的边缘者，稍具同情者也以为他们的人生成就“陈义过高”，跟现实有距离，不比那些在时代洪流中的弄潮儿、奉献者或牺牲者。
这其实是一个极大的误解。因为儒释道精神的现代转化，无论如何，都立足于中国人和中国文化何处去的“忧患”传统，这一忧患比一时一地的政治经济忧患更关键更重大，用传统文化的语言，这是一种“经学”或道统之忧患，是大本大源之忧，本立而道生，源远而流长。正是有这样的误解，一般人才以为道德人格文章不如才子文章，人性人心才会受才学左右，认知才会受时势左右；如此伊于胡底，读书人只读时文，年轻人不接受前辈文章，中学生则是青春文学、偶像作家的粉丝。只有时过境迁，他们才能渐渐告别自己心智的蒙昧无明。就像今天不少成功人士，告别了他们青春少年喜欢的样板戏、宣传体等思维，开始接触佛法、《圣经》等人类文明的经典，开始接触那些以血、以生命人格铸就的文章。一句话，一切追求眼前而急功近利的人物文章都将是过眼烟云，如果我们在其中流连忘返，我们的人生就会走很多弯路，甚至收获极微。只有那些立足于人生社会终极的经典、人物，才是值得我们去“勤而行之”的。如果我们以为那些经典、人物不够切己，我们当反思，我们是否活在本能的、无明的状态？我们是否是无志、难立的自了汉？用传统或现代的语言，如果我们不参赞那些人物、经典，应当反思我们是否是与君子对立的小人，是否是与公民对立的市侩子民？
有人以为，成为君子大人，成为公民，只是少数人的事业或使命，大多数人还是要过寻常的日子，只能成为小人、百姓、市民。文明演进在抛弃这种人性的自甘堕落，全球化时代，没有人能够自外于环境，以小人之态自立或孤立，环境推动着社会个体日新又新；个体在环境的加持里也有着向上跃进的权利和责任，中外大哲注意到了，人们感叹“人皆可以为尧、舜”“满街都是圣人”。人们憧憬，人类发展的结果将是“自由人的自由联合”……人类自身卑下的情操固然可以显明一时一地，但人终究有高远也切身的人生目标。
摆在读者面前的是新儒家诸子的文章，这些文章写作时代相隔半个世纪之久，集中于诸子们的青少年时代生活。我们读他们的文章，亲切不用说了，最让人感动的是看他们如何看待自己走过的道路。他们以后来成圣成贤的心地回望青少年时代的诸种人生轨迹，对读书生活，对父亲、母亲等至亲的孺慕，对师友的怀念，对流行思潮的怀疑或消化，都值得我们记取。正是这些线索成就了他们。
梁漱溟先生说他对当时社会的感受是，“自民国元年以来谬慕释氏，语及人生大道必归宗天竺，策数世间治理则矜尚远西。于祖国风教大原，先民德礼之化顾不知留意。”
熊十力先生年轻时参加了革命党，但在广东，“居半年，所感万端，深觉吾党人绝无在身心上作工夫者，如何拨乱反正？吾亦内省三十余年来皆在悠悠忽忽中过活，实未发真心，未有真志，私欲潜伏，多不堪问。”因而下决心献身学术。由此可见他们青少年时的反思。
牟宗三先生说，东西方文化各有其精彩，西方哲学以知识为中心，中国文化以生命为中心，遗憾的是中国的生命学问传统断绝了，新儒家诸子反求诸己的努力使他们接通了中国的生命学问。
东西方文化都认知到，生命种子本来蕴涵一切可能性，生命本来就是一个大宝藏，不假外求。西哲说“人所具有的我都具有”；孟子说“万物皆备于我”； 释迦牟尼佛感叹：“一切众生皆具如来智慧德相。”慧能大师说“本自具足”。问题在于“靡不有初，鲜克有终”，人是如何从先天具足的生命一步步走向残缺、污染、病变、形格势禁的后天状态；问题在于，我们如何救度此身此生。佛子所说，此身不向今生度，更待何生度此身？现代科学也证实，比起一切外药来，人身自有大药，人身之药更为切实。潘雨廷先生曾感叹：
凡人初出母胎，本来潜备无穷无尽德用，是大宝藏，入此大宝藏而得乾坤衍，不已较龙树入龙窟以得华严为发展乎！合诸西洋文化，哲学基础在自然科学，由天文、地质、物理、化学而生物，由生物而究及生命起源，莫非在窥此大宝藏，自成立分子生物学以至量子生物学后，其义大显。
因此，现代人需要摆脱自视时的自以为是，视人时的不以为然，这都是一种生命的无明。现代人需要照见自身的“大宝藏”，这就需要我们能够发现身边的燃灯者，并从他们那里领受生命的光明。新儒家诸子们未必实现了其人生社会和文化的目标，但他们是中国文化优秀的传灯者。他们是学问家，是修行者，是实践家，在中国的历史发展进程里示范了一种伟岸的士的人格。在传统社会里，士被称为四民之首，我们今天也可以说士是一个共同体中的个体成员所能抵达的人生大成就。《大戴礼记》中借孔子之口定义士，“所谓士者，虽不能尽道术，必有所由焉；虽不能尽善尽美，必有所处焉。”我们看新儒家诸子们青少年时代的追求，正是士的体现。时过境迁，现代中国给我们留下的遗产，新儒家诸子是为数不多的可礼赞的人物。他们的学问成就与人生境界是坎陷时代的燃灯，可以照见我们自身的心性。
摘自《生命的奋进》标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