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湖南哪里放生王八最好
1、去领略西黄寺的春日时光
2、一幅皇家园林的精致清雅
3、幽深禅意更添了花的灵动气息
4、还记的今年的那场春雪吗？
5、古风禅韵的殿堂置身于花海中
6、这一派和谐是春天最美的景象
7、我们至诚祈愿，寰宇祥和无障
8、几年前，与妻游大觉寺，在“无去来处”殿前休息，看到有一家三口在大殿按照藏式五体投地方式磕头，恭敬之心令我感动。长期以来，自己傲慢的习气很多，本人以前不习惯在庙中磕头。在那时感觉磕头去去傲慢心似乎不错，于是也走入殿中五体投地磕了几个头。还没有站起来，全身抽筋，非常疼痛，几乎不能站起来，挣扎坐在殿前一个多小时才能动弹。自己感觉很奇怪，磕头还会抽筋，由此也得出该大殿确实有些不可知力量。此后，有些时候自己有不妥当的念、行，也曾经出现类似抽筋，如无形有人教育，甚为奇怪。
9、2011年8月6日，由某事，与妻上大觉寺，于“无去来处”殿奉上准备的香和蜡烛莲台。于大殿佛像前合检讨过去，展望未来。前面一段时间，身体某重要部位不舒服，也吃了一些药，还是疼痛。在合十的一瞬间，感觉那部位隐隐发痛的东西在那一刹那掉了下来，通畅了。回家这几天，再不疼痛，感觉良好。
10、北京地区的佛教造像艺术
二、昆明放生园放生鸽子
1、到了元朝，北京成为全国政治中心，称大都。在新的时代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影响下，大都佛像艺术焕发出夺目的光辉。当时最引人注目的发展变化是新的艺术形式，即藏传佛教造像艺术的传入和产生的广泛影响。藏传佛教主要流行于我国的藏族地区，13世纪初随着西藏辖归内地中央政府而首次传入北京。自元至清，藏传佛教造像艺术在北京的发展一直十分兴盛，为业已衰微的北京传统造像艺术带来了新的生机和活力，增添了一道绚丽的色彩。当时传播藏传佛教造像艺术的是一位尼泊尔工匠，名叫阿尼哥。元世祖中统元年(1260年)，他从享有“良工之萃”美誉的尼泊尔应请入藏，帮助西藏营建黄金塔。塔建成后，西藏萨迦派领袖八思巴慧眼识才将他留下，并收为入室弟子。1262年阿尼哥随八思巴来大都谒见忽必烈，他以超人的胆识和高超的技艺博得了忽必烈的高度赞赏，从此留住大都，供职于朝廷专门设立的工艺机构——“梵相提举司”。他擅长建筑、雕塑、御容帜帧和机械制造等多种技艺，而目都有精深的造诣。他以这些超绝的才能赢得了元代帝王的极大赏识和重用，先后担任“诸色人匠总管”、“领将作院事”，地位十分显赫。其中在雕塑方面他的贡献和成就尤为突出，他制作的佛像时人称为“西天梵相”。“凡两都寺观之像，多出其手。”所谓“西天梵相”，具体应指10—12世纪时尼泊尔成熟的佛教造像艺术。阿尼哥在大都生活了四十多年，他的技艺得到了广泛传播。史料记载他培养了包括他儿子阿僧哥在内的多位门徒。其中大都宝坻人刘元尤为突出。刘元熔中土和西藏艺术于一炉，多有创新，他制作的佛像被时人誉为“绝活”。阿尼哥及其弟子们的艺术活动在今天的北京地区留下了重要实物见证。北京故宫博物院珍藏有两尊元代铜镀金藏式造像，是大都藏传佛教造像的重要代表。这两尊造像的莲座部位都刻有纪年铭文，是目前国内外仅见的有确切纪年的元代藏传佛教金铜造像。(图1992年上海松江区西林塔出土了一尊元代青田玉雕刻的释迦牟尼佛像，佛像座底刻有“大都佛儿张造□”题款，也是一件十分难得的代表之作。另外，北京昌平区居庸关云台上也遗存有元代浮雕的藏传佛教造像。这些造像的风格和手法都受到了内地艺术的影响。
2、与藏传佛教造像艺术流行的同时，大都传统的汉地佛像艺术也有一定的影响。汉地造像继续承袭宋辽写实之风，造像躯体健壮，气势雄浑，造型大方，神态自然，比起宋辽明显要有气势。体现大都佛像艺术这一特色的实物遗存也十分丰富，而且形式多样。其中以金铜和陶瓷造像最为突出。北京香山卧佛寺卧佛殿内供有一尊巨型铜镀金释迦牟尼佛涅睟像，是元代佛像
3、遗存中最为突出的实例。造像全长5米余，重达50余吨，铸造于元英宗至治元年(1321年)。佛像侧身而卧，两腿伸直，左手平放左腿上，右臂弯曲托着头部，双目微闭，神态安详，造型完美，工艺精细，体现了元代高超的铸造技术和雕塑艺术水平。(图同样是金铜质地，北京广济寺的圆通殿里供有一尊观音菩萨像，体现的艺术水平比卧佛寺铜卧佛更胜一筹。像高约1米，坐姿，头戴花冠，天衣横披，全身装饰繁缛，右腿支起，左腿下垂，右手放在右膝上，优美自然的姿势、华丽的装束和端庄慈祥的神态将观音菩萨自在安详的宗教气质和内涵表现得淋漓尽致，是一尊不可多得的
4、元代造像佳作。(图陶瓷造像也是元代十分流行的造像形式。现存实物如1969年西城区定阜大街西口出土的青白釉观音菩萨像、1966年昌平区出土的龙泉窑释迦牟尼佛和骑吼观音像、北京艺术博物馆收藏的青白釉释迦牟尼佛像等。其中青白釉观音菩萨像最为突出。此像高69厘米。它的姿势和造型同广济寺的铜观音菩萨像基本一样，但装饰更加繁缛，手法更加细腻，形象更加生动，每一个亲眼目睹者无不为其传神的艺术魅力和精妙绝伦的工艺而叹服!遗憾的是这尊造像因出土时受损，至今多处留有粘痕和残迹。(图14见封这些陶瓷佛像毫无疑问都不是大都所产，但反映了大都作为全国政治中心的地位和影响，反映了大都宗教文化的多元性和包容性特点。
5、另外，大都流行的干漆夹?像也颇值得一提，是当时大都著名雕塑家刘元的“绝活”。史料记载：“有塑土范金，搏换为佛者，出刘元之手，天下无可与比。”这种造像现在也有遗存，洛阳白马寺大雄宝殿供奉的三世佛、十八罗汉等造像就是典型的实例。它们原来一直珍藏在北京故宫博物院。这组佛像以造型完美，形象生动，敷彩富丽，气势恢宏的特点现已成为白马寺驰誉中外的镇寺之宝。
6、明代时，北京仍同时流行汉传佛教造像和藏传佛教造像，但藏传佛教造像的地位和影响仍最为突出。明代对西藏采取“众封多建”的民族宗教政策，使明朝中央政府与西藏各地、各教派势力取得了更加广泛和紧密的联系。北京作为明代政治中心，继续成为明中央与西藏地方政府联系的舞台，同时随着藏族僧人络绎来京朝觐、定居，也继续成了藏传佛教在内地传播的中心。据史料记载，明代北京共兴建了真觉寺、大慈恩寺、大兴隆寺、大能仁寺等十余座藏传佛教寺庙，还出现了一位如元代帝王那样崇信藏传佛教的皇帝——明武宗。明北京藏传佛教造像艺术的兴盛就与这一历史背景密切相关。明代北京的藏传佛教造像艺术也是在帝王们的扶持下发展起来的。明帝王仿效元朝亦在宫廷专设造像机构，称“佛作”，隶属“御用监”，制作藏式佛像。造像的目的主要是作为重要的宗教礼品赏赐、馈赠给西藏上层宗教人士，为其宗教笼络政策服务。明代宫廷造像开始于永乐时，但只延续到宣德时期。永乐、宣德之后，宫廷造像突然销声匿迹了，至今也没有发现一尊永、宣之后宫廷制作的藏式佛像，但是藏传佛教造像艺术在北京的发展并没有停止。现存的明代宫廷藏式造像主要是永乐和宣德两个时期的，一般都带有“大明永乐年施”或“大明宣德年施”刻款。(图永、宣之后的造像实物也有遗存，目前所见有正统、景泰、成化、正德和崇祯几个不同时期带具体年款的造像。(图
7、同藏传佛教造像相比，明代北京传统的汉地佛教造像则显得十分暗淡。虽然当时汉地造像仍拥有较大信仰群体，塑像不断，寺庙供奉也很多，但是由于整个社会审美观念的下降和藏传佛教造像仪轨的影响，这种传统的艺术形式已完全趋于世俗化和程式化，造像面相宽平，体态丰，造型僵板，装饰繁缛，完全是一种世俗社会崇尚的富态和福相的审美标准。尽管各种造像因手印不同，造型各异而体现出身份和职能的差异，但是唐辽时那种有着个性特征的艺术形象已不复存在，即使是碧云寺里济济一堂的五百罗汉，也不过是几种典型模式的翻版，总体给人一种生气无存的印象。
8、明代国祚二百余年，佛教造像前后也有明显的变化。大致上看，明洪武时造像风格基本承袭宋元遗风。如首都博物馆收藏两尊洪武二十九年(1396年)铜镀金释迦佛像其面形圆润，神态沉静，躯体比例匀称，造型端庄，就给人以非常古朴典雅的感觉。(图从永乐到嘉靖时期，由于藏传佛教造像的活跃，汉传佛教造像在艺术风格和表现手法上皆深受其影响。如这时的造像普遍造型大方、结构匀称，就与藏传佛教造像注重量度和仪轨的习惯有关；再如造像普遍采用束腰形莲花座，佛像普遍饰高肉髻等特征也明显来自藏传造像风格。嘉靖以后，由于嘉靖帝抑佛崇道，销毁藏传佛教造像，万历母亲慈圣皇太后为汉传佛教大做功德，佛像艺术重新回复到汉地传统艺术形式上来。北京现存这一时期的造像实物很多，皆头大身长，体态丰雍，风格更加媚俗。
9、值得注意的是，虽然明代汉地造像艺术总体发展已趋式微，但是民间造像却表现得十分活跃。民间造像形式多样，有竹木牙雕，有陶瓷烧制，有铜铁铸造。艺匠们充分发挥自己的智慧和才能，精心创作，制作的佛像皆平易近人，生动活泼，富于生活情趣。如首都博物馆珍藏的石叟款铜观音像就是一尊典型的民间造像。此尊半跏坐姿，左腿盘，右腿支起。跣足。右手置右膝上，左手置右手上。头梳发髻，大耳垂肩。长脸，高鼻小嘴，双目微启，眼睑低垂，面相秀美，如明代仕女形象，既秀美又肃静。上身着宽袖垂领袈裟，下身穿长裙，胸前露出裙褶和腰带结，衣纹飘逸流畅。此尊的工艺是最为突出的。首先它的用材十分讲究，所用材料为非常细密的红铜，抚之如婴儿肌肤；其次是它的全身多处镶嵌银丝，衣纹和袖口以银丝嵌成云纹图案，精细入微的头发丝中也嵌有银丝。另外，观音的左手是活动装置，可以自由脱卸，手心朝上或向下皆可严丝合缝拼接，表达不同宗教寓意，手腕则藏于衣袖之内。观音像背后有嵌银丝铭款“石叟”二字。经考证，石叟是明代晚期铸铜名匠，僧人。但生卒和生平事迹均不详。唯见《萝窗小牍》记载他“善制嵌银铜器，所作多文人几案间物，精雅绝伦，款石叟二字多在底，体兼篆隶，亦朴拙无俗韵”。这尊造像表现的艺术和工艺水平都是当时寺庙造像不及的。(图18见封
10、到了清代，由于清帝大兴“黄教”，藏传佛教造像以绝对主流形式占居北京，并影响到全国各地，北京佛教造像在形式上出现了明显的一边倒的趋势。而当时北京传统的汉传佛教造像则完全承袭明代丰雍媚俗的遗风，毫无发展和创新。因此，可以说在北京佛教造像史上清代是一个藏传佛教造像独领风骚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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