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山东石螺去哪里放生
1、“咱可不是吃素的。”北京这句老话的意思是，我不是懦弱的人，你别招惹我。为什么“吃素”会和懦弱联系起来？老北京究竟是怎样“吃素”的？
2、中国素食源远流长，春秋已滥觞，古人祭祀时为表达尊重，非素食不可。以后佛教传入中国，它在本土戒杀生，并不绝对要求素食，但梁武帝一纸令下，素食遂成中国大乘佛门的基本生活规范，这极大推动了素食的发展。到唐代，宫廷素菜已达相当高的水准。然而，当时平民饮食水平不高，主食之外，几无副食。
3、五代期间，幽州等地被北方少数民族长期占据，宋王朝屡图恢复，始终未能成功，数百年的对峙，老北京与中原的生活方式产生差异，契丹、金时期，北京人生活方式近于北方游牧民族，以肉为主要副食，蔬菜较少。而此时所谓“南人”已普遍以蔬菜为副食，一些学者认为，正是这一背景，让“吃素”有了戏谑的含义。
4、北京人大规模食用蔬菜，始于明代，特别是大白菜引入，成了冬季的当家菜。明中后期，玉米被广泛引种，它成熟快，收割后离冬季尚有几十天，恰好能种一茬白菜。种植白菜提高了土地利用率和劳动生产率，给农民带来更多收益，故很快推广开来。为保存白菜，北京人开始制作酸菜。不过，明代的酸菜是先将白菜晒干，再加盐腌制，滋味略差。到清代，水渍法渐成主流，成品与今天食用的酸菜已无二致。
5、虽然嘴上说不吃素，但事实上老北京很注重吃素，民国后期，北京有1万家餐馆，其中700家专门提供素食，占全部餐饮业的7%。如此高的普及率，原因有一是与宗教信仰相关，即使是没宗教信仰的普通人，每年祭祀祖先、许愿上香期间，他们也只吃素食；二是人们养生保健意识强；三是肉食太贵，素食滋味几可乱真，相对便宜，自然成为首选。
6、老北京素食分宫廷素食、寺院素食和民间素食三种。从做法上分，也是三种，即卷货、卤货和炸货。卷货是用油皮包馅烧制而成，以香菇等为主，滋味悠长；卤货以面筋等为主，重视口感；炸货则需过油，用来模仿肉菜，几可乱真。
7、老北京素菜综合全国各派之长，在全盛时期，宫廷的“素局”能制200多种美味，以后“全素刘”传承其技艺，更是蜚声海内。
8、然而，传统北京素菜脱胎于鲁菜，对基本功要求很高，制作繁复，用料讲究，有的菜光处理备料就需一周，这使其很难放下身段，原汁原味地走入寻常百姓家。在今天，随着“人造肉”的普及，化学合成香料已能仿造各种肉菜的味道，且成本极低，在它们的冲击下，北京素菜生存空间正不断被压缩，加上传统文化传承不力，今天，北京专营素菜的饭馆所剩无几，传统技艺后继乏人。
9、如何保护好老北京素菜，这是一个值得重视的话题。
10、寺观在北京的兴建历史悠久。早在北魏时，幽州就是佛教聚兴地区之故民间有“先有潭柘，后有幽州”之说。今历史博物馆馆藏北齐天统四年(568年)光林寺尼静妃石造像，海淀区车儿营存魏太和造像(有学者疑其为伪作)和采师伦“重藏舍利记”中称：东魏元象元年(538年)幽州刺史尉长命建尉使君寺等，都说明在魏晋北朝时，幽州地区佛教文化已有一定发展。幽州地处北方边陲，佛教的发展，比中原和江南等地起步时间晚，但发展速度并不逊于它地。隋唐五代时期，燕地名僧辈出，并在唐初开始普遍建寺，同全国各地一样，佛教发展进入了一个关键和发展阶段，并对后世佛教的发展，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契丹族笃信佛教，盛况能与唐代相比，并远超过宋朝，而辽代佛教发展又以燕京为五京之首。所以文献中以辽南京佛寺相望形容其佛教发展的程度。元代统治者对各种宗教采取兼收并蓄的态度，大都城内寺庙数量更多、规模更大。元代道教势力和影响仅次于佛教，如仅见于记载的全真道寺观就达廿余所。当时在大都还有基督教、伊斯兰教和蒙古萨满教等传布。明清两朝对佛、道二教同样重视，许多寺观得到发展，尤其两朝宦官专权，他们死后多建寺，以求得心理上的平衡。这样的历史发展，形成了北京寺观众多的特点，于是兴建碑、修葺碑、著名僧人墓幢等各寺均有。目前存在最早的是70年代在房山窦店发现的有唐武德四年(621年)题记“贤劫千佛之碑”，该碑碑身布满佛像、仅在碑阴上部正中辟出一方形壁面，刻出文字，惜文字已多漫漶不清。出土时碑身上佛像头部已全部被砸，可能是唐朝会昌灭佛时所为。1989年，在房山雷音洞前石栏杆地娥下面发现一方残碑，残高32厘米、宽37厘米，厚5厘米，面背双刻。这件重要残碑，虽有残缺，但仍可辨识其内容，万幸的是在碑阳第4行有“八年岁次乙酉”、第7行有“琬为护正法”和第8行“石经一十二部”的重要内容，可证明是静琬于武德八年(625年)刻经的题记碑。1957年在房山云居寺第一洞洞底发现一穹碑，额题“大唐云居寺石经堂碑”，高250厘米，宽100厘米，刻于开元□四年。是目前发现有关石经山开凿石经洞的惟一史料。在房山云居寺雷音洞左侧还有武则天垂拱年间的两通碑，碑螭首，额刻一佛二菩萨，碑文书法艺术高超，是不多得的唐碑。辽金元三代在北京也有不少名碑，如应历五年(955年)王正撰《重修范阳白带山云居寺碑》、统和年间《千人邑会碑》、清宁四年(1058年)赵遵仁撰《续镌四大部经成就碑记》、大觉寺成雍四年(1068年)《清水院碑》、戒台寺《法均大师遗行碑》、金崇庆元年(1212年)《天开寺奉先县禁山榜示碑》、元至正廿四年(1364年)《兴隆寺置地碑》、明景泰四年(1453年)《隆福寺创建碑》、嘉靖三年(1524年)《大德显灵宫奉安诸神碑》、清顺治八年(1651年)《普胜寺创建碑》、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法源寺碑》等，因篇幅有限，不能一一列举了。
二、放生需要选择良辰吉日吗
1、佛舍利通常指释迦牟尼火葬后遗留下来的一种固体物。这一类舍利可分为三种，按照《法苑珠林》的说法：一是骨舍利，白色；二是发舍利，黑色；三是肉舍利，红色。皆因圆明皎洁，坚固不碎，迥非世间珠宝可比。世界各国佛教徒对佛舍利十分崇拜。佛舍利的认定，佛教界、文物学术界非常科学严谨，一直遵从“言必有据，引必有注”，即经典上要有根据，历史上要有承传，事实上要有证明。北京是具有3000多年建城史的文明古都，文化内涵亟为丰富，到目前为止所发现和收藏的佛宝舍利，当属中国乃至世界第一。
2、灵光寺佛牙舍利
3、据《大般涅槃经》记载：释迦牟尼涅槃后留有四枚佛牙，有两枚留传人间。在人间的两枚佛牙，一枚传到斯里兰卡，现安放在康提市佛牙寺的佛牙塔供奉，被称为“锡兰佛牙”；一枚现在北京西山八大处的第二处灵光寺佛牙塔内供奉，被称为“法献佛牙”。距今100多年前的1898年，有欧洲学者在释迦牟尼诞生地尼泊尔发现了佛的纪念碑，证实《大般涅槃经》记述佛灭后的分骨、造塔供奉等说法是完全正确的。在北京八大处的一枚佛牙，为什么叫法献佛牙呢？这要从佛教传入中国说起。
4、佛教自传入中国始，最初传教译经多是印度、西域等外来僧侣，有的经本不全，有的传译失真，不能满足佛教徒的需求。于是，希望到西天取经的运动便产生了。中国古代去印度有两条路，一条是陆路，一条是海路，无论走哪条路，都是经年累月爬山涉水或漂洋过海，取经人是要冒生命危险的。在西行求法史上而且有著作留传至今的有高僧法显（南朝）、玄奘（唐朝）、义净（唐朝）等。南朝高僧法显，于公元四世纪末，从长安结伴西行，路上走了六年才到达印度。他在印度住了三年，研究佛法，结交圣僧，巡游各地的佛教圣迹。
5、回国时，他途经师子国（今斯里兰卡），也是一个信奉佛教的国家，又研习佛教二年。他坐船经耶婆提（今印度尼西亚爪哇），原打算取道广州回国。不料船遇大风，在海上漂流了近二年，于公元412年回到祖国。
6、法显回国后，写了一部《佛国记》，又称《法显传》，记录了他在国外的所见所闻。这部书所记的年代和事实，非常简明正确，仍是今日研究古代中亚、印度和南海各地的地理、风俗和宗教文化等重要资料，很受近代学者重视。已被译成英法等多国文字流传。
7、另据史籍记载，佛灭后北传的一枚佛牙，首先传到乌苌国（今巴基斯坦境内），后传到于阗（今中国新疆和田）。公元五世纪被得道高僧法显请回至南齐首都建康（今南京）。隋朝统一中国，佛牙被赉送到长安。五代时期（公元907—960年），中原兵乱，佛牙北上到达辽国陪都燕京（今北京）。辽咸雍七年（公元1071年），辽国宰相耶律仁先之母，命工匠在燕京西山灵光寺建招仙塔供奉。灵光寺始建于唐大历年间（公元766—779年），初名龙众寺，金大定二年（公元1162年）重修，改名觉山寺，明成化十四年（公元1478年）再次重修后改名灵光寺至今。十九世纪末，义和团在此设坛，清光绪二十六年（公元1900年）八月二十六日，入侵中国的八国联军对灵光寺和招仙塔疯狂炮轰，使宝塔和殿宇变为一片废墟。现招仙塔仅剩塔基，是为国耻，供游人凭吊。
8、《日下旧闻考》记载：“招仙塔砖砌八棱十层，绕塔基有铁灯龛十六座，塔四周雕刻有佛像和佛塔图案，故又称“画像千佛塔”。被毁后，僧人在清理时，发现塔基中有一珍藏佛牙舍利的石函，函内有一沉香木盒，上书题记：“释迦牟尼佛灵牙舍利，天会七年（公元963年）五月二十三日记，善慧书。”“善慧”为五代时北汉僧人，天会为北汉年号。
9、这枚佛牙从公元1071年入塔，至1900年重新面世，在招仙塔内供奉了830年，这一重大发现曾一度轰动世界。
10、1957年中国佛教界为解决供奉佛牙舍利的永久场所，依照佛教传统，发起倡议重建新塔；1958年夏季开工，至1964年春，新塔落成。新建的佛牙舍利塔为砖石结构，高51米，由汉白玉石构成22米见方的基座，高出地面近3米，四周建有汉白玉石护堤和灯笼图案。塔身为13层8角密檐建筑，造型采用唐宋时期北方流行的单层密檐形式，碧瓦金刹，挺拔秀丽。塔身内部为7层殿堂，底面为暗室，室内绕以石梯，可上达佛牙舍利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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