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佛说放生鱼
1、法源寺位于北京宣武区教子胡同南端的法源寺前街。为中国佛教协会、中国佛教图书馆的所在地。
2、唐贞观十九年唐太宗李世民为纪念夸海东征中死难的将士，在幽州（现在的北京）城内建一座寺庙。寺还没有建成，李世民去世了。经高宗李治、武则天多次降诏后，于武后万岁通天元年建成，命名为"悯忠寺"。历经51年建成的悯忠寺规模宏大，寺内建有一座高阁，名为悯忠阁，有谚语"悯忠高阁，去天一握"来描述它的高大。后来安禄山和史思明分别在寺的东南和西南建了两座木塔，来张显各自的作为。
3、唐武宗李炎继位后，全国范围开展兴道灭佛的运动，悯忠寺依仗太宗高宗开国建业悯缅忠烈的初衷幸免。但僖宗李儇中和二年的一场大火，烧毁了悯忠寺内的所有建筑。892年、897年重修时，建观音殿和塔以求恢复原来的规制。
4、
距离北京城约80公里的房山县南尚乐乡境内，有一处著名的旅游胜地——石经山和云居寺。由于这里珍藏着有1000多年历史的一万多块石经板，吸引了众多的游人前往观瞻。1981年11月27日，云居寺保管所的工作人员在清理著名的石经山雷音洞地面时，从原地面拜石下发掘出一方石，内有石函、银函、玉函，函函相套，严密封存。在5号白玉函内，有两粒“赤色，为小米粒般大小的佛舍利，旁边还伴着两颗珍珠”。
5、佛舍利的发现非同小可，它使云居寺在佛教界名声大振，而随之而来的，便是对这两颗佛舍利的探究。
6、所谓舍利，其实就是佛和有德行的出家人的遗体。有一种说法讲，佛祖释迦牟尼涅槃后，遗体进行火化，摩揭陀国人和释族等八个国家分取了佛舍利，各在他们的本土上建塔安奉。那么？佛舍利是怎样来到中国，又到了云居寺？佛舍利的安放为什么没有按照常规埋于塔下？据函盖上的文字和偶然发现的史书记载，玉函中的佛舍利是三粒，而另一粒何在？
7、话题从静琬和尚说起吧。云居寺原来的全称是“西域云居禅林”，由隋唐至明清香火不绝，鼎盛时期寺内僧侣达数百人。隋唐期间，居住在这里静琬和尚为防止经卷毁坏，开始刻造石经，并由寺院的和尚代代相传。一种记载说，隋代（518-600）年间，一个印度僧人来中国，把一部分佛舍利献给了隋文帝杨坚。杨坚笃信佛教，史书记载，他幼年时曾寄养在尼姑智仙家中，13岁上才回家。智仙说杨坚佛性自通，并且预言，杨坚日后定会登基，并重兴佛教。果然，杨坚做了皇帝以后，大兴佛事，仁寿年间，他向全国颁发舍利，并要求各州建塔埋葬，距云居寺不远的弘业寺和智泉寺都得到了佛宝。但云居寺的舍利是否由这两寺而来；无人敢予确定。因为隋文帝所颁舍利一般仅为一粒，而舍利既为一寺之宝，又为皇帝所赐，想来无人会转手于别寺的。
8、也许文帝未将舍利颁发净尽，仁寿四年他归天后，杨广即位，是为炀帝，所剩舍利为杨广所得。据史籍载，杨广虽一反文帝治国之道，但于佛教，笃信依然。会不会是他将舍利赐予静琬的呢？有人推论，静琬与被炀帝尊为老师的智凯同出一师，可能炀帝得知静琬刻经之事后，赐予舍利以为表彰。
9、舍利到静琬手中后，为何没有建塔埋藏而藏于雷音洞内呢？据分析，当年天下纷乱，战事频仍，静琬深怕一旦寺庙被毁，舍利遭劫。因此才将舍利安放于比较隐蔽的雷音洞内。安放时，静琬亲笔题写了函盖上的36个字：“大隋大业十二年，岁次甲子，四月丁已朔，八日甲子，于此函内，安置佛舍利三粒，愿永持永劫。”
10、最后要说的是，佛舍利为什么会少了一粒？
二、刺猬怎么放生比较好
1、发掘出佛舍利之前，文物工作者在翻阅史料时，偶然发现在《憨山大师梦游集》中有一篇《涿州古石经山雷音窟舍利记》，文中记载明万历二十年在雷音寺发现三粒佛舍利，慈圣太后将舍利迎入宫中供养三日，后又将舍利安置于原处。有了这一线索，再查阅刘侗、于奕正所著的《帝京景物略》，果然有类似的记载：“万历壬辰，达观和尚睹像设衰颓，石版残蚀，附幢号痛，率僧芟除。是夜，如来风雷，光照岩壑。翌日启洞，拜经石，石下有穴，藏石函一尺，上刻：‘大隋大业十二年，岁次丙子，……安置佛舍利三粒，愿住持永劫’三十六字。发视际，异香发于函，盖石、银、金函三发，而得小金瓶，舍利现矣，状黍米，色紫红。师悲泣礼赞，闻于兹圣太后，迎入供养。函瓶以玉，外函复之，安置故处。”
2、佛舍利在安放800年后被明代的人们发现，然后又归于原处，而今天发掘时竟少了一粒，问题出哪儿呢？
3、有人分析，慈圣太后诚心礼佛，也许悄悄自留了一粒；有人判断，可能是迎送舍利的臣下在送还时私藏了一粒。还有的人说，迎入宫中供养期间，舍利也可能丢失。众说不但谁也无法肯定，因为至今还没有发现这方面的任何记载。不知这个奇怪的谜何时才能解开。
4、北京地区明清时期的石刻
5、此一时期北京地区的石刻种类最为齐全，同时也产生了一些新的类别。内容题材大大丰富了，有许多新生事物于中有所体现。雕凿手法更加纯熟，格式固定。等级制度森严，体量也大小不一。此期不仅有大量的地上石刻与地下石刻，还有大量的建筑石刻、石雕及民俗石刻等。按照石刻学的理论，对中国传统石刻进行分类，大致应有11个类别，北京的石刻也包括了这些类别。明清时期石刻除画像石外，其他均有所体现。拟分述于下：
6、1刻石摩崖类。北京地区此类石刻，以明清时期的遗存居多。其中门头沟区色树坟石佛岭上石窟崖摩刻的明《石古崖修桥补路碑记》、崇化庄明《买地刻石》、木城涧路旁清刻《继序修补道路功德碑》、石景山区八大处明《石佛造像及题记》等为最典型。除此之外，有关民间宗教、帝王巡视、山水题材的摩崖石刻，大多集中在郊县名胜或城近帝王园林的山石上，其字体不形式各异，内容多样，如大觉寺、北海公园、颐和园等，它们是北京明清时期特殊的石刻遗存。
7、2碑碣类。统指刻字碑一类。如按所记内容及功能上去分，有墓碑、祠堂碑、寺庙碑、记事碑、功德碑的不同。如按造型特点分，又有方碑、四面碑、龟碑、卧碑、方尖碑、昆仑碑、嵌墙碑、异形碑等的不同。依此期碑类现状及叙述之方便起见，可分列于下：
8、北京陵墓碑遗存最多。如明清帝王陵寝所立之碑。悼亡纪念死者最常用的手法就是建坟立碑。讲究者，碑上有螭首，下有龟趺、海墁，外罩碑楼。前书死者姓氏、简历、书撰、刻字、经理人姓名，后列出资人官阶、籍贯及捐钱数。阴阳额上亦有“万古流芳”、“捐资题名”等。碑框雕云龙图案，海墁刻鱼鳖虾蟹，碑侧及座侧浮雕升龙、海水江崖及麒麟、瑞兽等。墓碑也有墓主人名碑、功德碑、诰封碑、赐谥碑、敕谕碑、谕祭碑等。比较著名的如今存房山常乐寺的明《姚广孝神道碑》，通县燃灯塔旁的明《李卓吾先生之墓碑》，今存石刻艺术博物馆内的《明故大隆善护国寺西天佛子大国师张桑朵而只墓塔记》、清《巴尔达齐碑》，密云县存清《范承勋碑》，顺义赵全营清《武功大夫碑》等。另外，北京还有一批特殊人物的墓碑，即传教士碑。从明万历年间来华的天主教士利玛窦开始，许多传教士陆续在北京境内传布天主教义，沟通中西方文化，他们不远万里来到中国，有的供职于中国朝廷，死后即埋葬在京师的集体墓地。目前仍保存了上百通墓碑，主要集中在西城区滕公栅栏原传教士墓地和海淀区五塔寺石刻博物馆碑林中。其中知名者除利玛窦外，还有汤若望、南怀仁、郎世宁、张诚、白晋、蒋友仁等。这些碑采用了中国传统的螭首或方首形，下为方座。额题处镌刻十字或教会标志。碑面阴阳则以汉文及拉丁文合壁书写。明清两代传教士墓碑众多，内容涉及面很广，是研究当时社会历史、人物风俗的重要史料。
9、坛庙祠堂碑是中国封建社会特有的产物，明清帝王除建宫殿外，也同样重视拜天祭神祀祖，这类建筑多雄伟壮观。如太庙、孔庙、国子监、历代帝王庙、雍和宫，天、地、日、月坛，风、雨、雷、霆、先蚕、先农坛等，素有五坛八庙之称。有些建筑虽已不存，但其碑刻仍有留存。如孔庙中的十几座高约八米的告成太学碑等，国子监中清《十三经》刻石、《恭勒御制国学新建辟雍圜水工成碑记》、成贤街《官员人等至此下马》碑，雍和宫由乾隆皇帝撰文的《喇嘛说碑》等。祠堂也是封建时代祭祀性建筑，只不过其受用者及等级不同而已，有皇帝敕建，也有达官显贵、地主豪绅或乡民同建的公共性场所。如今东城区文天祥祠、智化寺(原明王振祠)，西城区汇通祠、贤良祠，石景山刚炳祠，房山区黑龙关(原为祈雨祠)，通州区曹氏宗祠等，其中都有相关的碑刻遗存。
10、寺观碑是有关记载宗教场所兴建、重修、四至、传承、戒条等的碑刻。北京的寺庙庵观众多，它们大多历史悠久，明清兴旺，今存的碑刻数不胜数，此不赘举。会馆碑是北京明清时期又一特色。明永乐年间在北京开科取士，北京也再度成为中央考场，全国举子进京赶考，落榜生在京暂住以待来年。因此，他们联络京官、旅京客商等合力集资购买荒地或官宦私宅改为文人试院。因过去城南地荒不发达，会试举子又出入宣武门，故会馆多集中在今宣武区一带。明嘉靖年间增加外城，使得原本是郊外的城南一带成为发展经济市场的良好环境。清初又在崇文门设税关，使得今崇文区一带云集了一大批工商外来户，此地便成为工商会馆的聚集地。据有关资料显示，北京地区举子会馆与工商会馆多达200余处，至修两广路前尚存上万间馆舍。其中有记事、行规、创修、馆产等的碑刻，如宣武区法源寺前街的《云南会馆重置碑》、下斜街的《全浙会馆重修碑》，崇文区河泊厂附近的《鲁班行会碑》、小江胡同的《创建晋冀会馆碑》等。总之，会馆碑是象北京这样大都市特有的产物，所以在北京的石刻分类中占有相当重要的位置。
标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