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放生的时候念什么经文
1、早年——也就是说五十多年前，被称“北京人”的人要具备四条标准：“一口京腔，两句二黄，三餐佳馔，四季衣裳”。这里说的“佳馔”，不看值多少钱，要个有滋有味，比如说伏天喝碗热豆汁就一口虾油辣咸菜，喝得汗流浃背，浑身痛快，总共花不了两角钱，却也算“佳馔”一餐。
2、为什么举例子单说豆汁？因为喝豆汁纯属北京人的专利。京外有地方管豆浆叫“豆汁”，有位山东人初到北京，看见招牌上写着“豆汁”，就进店要了一碗，喝了一口眉头紧皱，勉强咽下去后招手叫来店员很客气地小声说：“这豆汁别卖了，基本上酸了。”那伙计说：“好说您哪，不是基本上酸了，根本上就是酸的，这豆汁跟您山东的豆汁不是一码事您哪！”所以是不是北京人，测验方法就是叫他喝一口豆汁，若是眉开眼笑，打心里往外满意地嘘口长气，就是地道北京人；若是眉头紧皱，嘴角直咧，甭问这是外来户。那伙计说得不假，北京豆汁跟山东豆汁根本不是一回事。
3、山东豆汁就是黄豆做豆腐的浆水，看起来白中透黄，喝起来香中带甜。北京豆汁看起来颜色灰里透绿，喝起来味道又臭又酸。可一旦喝上道，就有其味无穷之叹，就如同洋人吃臭“吉斯”一样，吃不惯者难以下咽，甚至作呕，吃上瘾的一天不吃就觉着欠点儿什么。因此当年东安市场的小店“豆汁何”名声一点不小于隔壁大饭庄东来顺。穿着华贵、坐着私家轿车专程来喝五分钱一碗豆汁的，大有人在。北京豆汁是怎么做的？怎么单出这种味道？
4、北京豆汁根本不是故意做的，它是用绿豆做粉丝、粉皮的下脚料！纯净的淀粉拿去做粉丝、粉皮；剩下青中透绿的下脚料，放在一边令其发酵，待发出酸味来，就成豆汁了。店家以极便宜的价钱买来，经过加工，再作为成品出售。既然已经变酸发臭了，还有什么可加工的？没这么简单。生豆汁不能喝，煮得滚开烂熟，可就又没酸臭味了，怎么办？更老辈的北京人发明了好办法：把生豆汁买回去也来一次沉淀，见细碎的固体颗粒物都沉底了，就把上边发过酵的绿色汤水，放进锅里煮。待汤水见开，立马舀一勺沉淀物投进去，一次只加一勺，再开再加，这就叫“勾兑”。要加多少勾兑出来才不浓不淡，臭中有香，酸得可口？这里就大有学问。要不然当年尽管有走街串巷推着车卖生豆汁的，人们还是宁可多花两大枚进豆汁店去喝呢！一来是店里有专门搭配豆汁吃的焦圈，二来是买回生豆汁很难勾兑得可口。
5、其实店里豆汁进价本儿低，卖的也不贵。五十年代，著名的店家如豆汁何、豆汁徐、豆汁张，一碗豆汁也只卖几分钱，加上俩焦圈也不过两角大洋。便宜归便宜，可北京人并不只为了省钱才喝豆汁，就为的找这一乐。北京人喝豆汁不分穷富，你到“豆汁何”、“豆汁李”门口看看，既有趿拉着鞋手里掂着铜板来喝的，可也有袍子马褂衣装坐包月车来的。既有膀大腰圆卖力气挣饭吃的体力劳动者，也有穿长衫别钢笔的文化人。十多年前，不忘城南旧事的林海音先生从台北来到北京，舒乙和我问她：“您几十年没回来了，有什么要我们帮忙的事吗？别客气！”她说：“别的事没有，就想叫你们领我去喝碗豆汁。”我跟舒乙就领她去了“炎黄美食城”。吃其他小吃时挺谦逊、挺稳重，豆汁一上来她老人家显出真性情来了，一口气喝了六碗她还想要，吓得我和舒乙连忙挡驾说：“留点肚子明天再喝吧您哪，别吓着我们！”她说：“这才算回到北京了！”我说：就凭这一点，林家六婶就既是台湾人，又算得地道老北京！
6、寺观在北京的兴建历史悠久。早在北魏时，幽州就是佛教聚兴地区之故民间有“先有潭柘，后有幽州”之说。今历史博物馆馆藏北齐天统四年(568年)光林寺尼静妃石造像，海淀区车儿营存魏太和造像(有学者疑其为伪作)和采师伦“重藏舍利记”中称：东魏元象元年(538年)幽州刺史尉长命建尉使君寺等，都说明在魏晋北朝时，幽州地区佛教文化已有一定发展。幽州地处北方边陲，佛教的发展，比中原和江南等地起步时间晚，但发展速度并不逊于它地。隋唐五代时期，燕地名僧辈出，并在唐初开始普遍建寺，同全国各地一样，佛教发展进入了一个关键和发展阶段，并对后世佛教的发展，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契丹族笃信佛教，盛况能与唐代相比，并远超过宋朝，而辽代佛教发展又以燕京为五京之首。所以文献中以辽南京佛寺相望形容其佛教发展的程度。元代统治者对各种宗教采取兼收并蓄的态度，大都城内寺庙数量更多、规模更大。元代道教势力和影响仅次于佛教，如仅见于记载的全真道寺观就达廿余所。当时在大都还有基督教、伊斯兰教和蒙古萨满教等传布。明清两朝对佛、道二教同样重视，许多寺观得到发展，尤其两朝宦官专权，他们死后多建寺，以求得心理上的平衡。这样的历史发展，形成了北京寺观众多的特点，于是兴建碑、修葺碑、著名僧人墓幢等各寺均有。目前存在最早的是70年代在房山窦店发现的有唐武德四年(621年)题记“贤劫千佛之碑”，该碑碑身布满佛像、仅在碑阴上部正中辟出一方形壁面，刻出文字，惜文字已多漫漶不清。出土时碑身上佛像头部已全部被砸，可能是唐朝会昌灭佛时所为。1989年，在房山雷音洞前石栏杆地娥下面发现一方残碑，残高32厘米、宽37厘米，厚5厘米，面背双刻。这件重要残碑，虽有残缺，但仍可辨识其内容，万幸的是在碑阳第4行有“八年岁次乙酉”、第7行有“琬为护正法”和第8行“石经一十二部”的重要内容，可证明是静琬于武德八年(625年)刻经的题记碑。1957年在房山云居寺第一洞洞底发现一穹碑，额题“大唐云居寺石经堂碑”，高250厘米，宽100厘米，刻于开元□四年。是目前发现有关石经山开凿石经洞的惟一史料。在房山云居寺雷音洞左侧还有武则天垂拱年间的两通碑，碑螭首，额刻一佛二菩萨，碑文书法艺术高超，是不多得的唐碑。辽金元三代在北京也有不少名碑，如应历五年(955年)王正撰《重修范阳白带山云居寺碑》、统和年间《千人邑会碑》、清宁四年(1058年)赵遵仁撰《续镌四大部经成就碑记》、大觉寺成雍四年(1068年)《清水院碑》、戒台寺《法均大师遗行碑》、金崇庆元年(1212年)《天开寺奉先县禁山榜示碑》、元至正廿四年(1364年)《兴隆寺置地碑》、明景泰四年(1453年)《隆福寺创建碑》、嘉靖三年(1524年)《大德显灵宫奉安诸神碑》、清顺治八年(1651年)《普胜寺创建碑》、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法源寺碑》等，因篇幅有限，不能一一列举了。
7、1955年5月周恩来在北京广济寺参观
8、在三世佛前供奉有香、灯、瓶、炉等供具。这里堪称国宝级文物的是整棵檀木明代所雕的善财童子五十三参长明灯烛。三世佛龛之背板上裱贴有一幅高5米，横长10米的纸本《胜果妙音图》。这是清代画家傅雯所作的指头画，目前所知这是指画之最，堪称国宝。这幅描绘了释迦牟尼佛说法的巨幅图画，画面的中央是本师释迦佛，佛的左右分别为骑狮的文殊菩萨和骑白象的普贤菩萨，另外有四大天王和众多的菩萨、罗汉等。在佛莲花座前还有善财童子以及大鹏、迦陵频伽鸟鸣和雅音，欢喜谛听佛说，随喜奉持佛陀所说真理。这幅作品是清乾隆皇帝令傅雯所画，原设于大内，后赐于宣南慈仁寺，后遭受劫难，文物流失于民间。该作品被广济寺常住出资购得，成为广济寺的镇寺之宝。中国佛教协会常务理事、广济寺方丈演觉法师请故宫博物院专家重新修复了古画。三世佛两侧陈列有明代铜铸十八罗汉。
9、在大雄殿前有明成化、万历、清康熙、乾隆石碑5块，表示该寺与当时上层的关系。其中康熙皇帝所赐的文字碑与无字碑相对屹立殿前，成为“空有碑”，这表示佛法的真空妙有，极具深意。殿前的4棵大槐印证了广济寺的风雨历程。佛寺是信徒、香客心中顶礼膜拜的神圣场所，希冀于佛菩萨的加持，而缕缕的香烟，也承载了多少人的愿望。
10、大雄殿后为圆通殿，供奉着观音菩萨。因观音菩萨广大圆满，闻声救苦、救难，耳根圆通，故曰：圆通。殿中正座是大悲圣观音菩萨像。西侧一尊是元代铜观自在菩萨；东边一尊是明代多罗菩萨，即藏传佛教所称的度母。这个殿东边墙上有延生普佛红色牌位，为信众消灾解厄、普佛祈求；西边墙上有黄色往生牌位，是专为亡故之人超度往生设立。
二、为亡人放生什么动物
1、第三进院落就是藏经楼，因为上世纪50年代曾经从北京灵光寺出土有释迦牟尼佛真身舍利暂存广济寺藏经楼，故称“舍利阁”。阁下是多宝殿，多宝殿是佛教文物、艺术的宝库。殿正中供奉着三尊明代铸造的铜佛像，两旁高大明亮的玻璃柜中陈列着尼泊尔、印度、孟加拉、日本、印尼、越南、美国等地区佛教界来访人士赠送的珍贵礼品。
2、寺庙的西北隅，有一座建于清康熙十七年(1678年)的殿，内有汉白玉砌成的戒坛。戒坛，高3层，是广济寺保存完好的最古老的建筑，也是北京城区唯一一座清代汉白玉戒台。戒台是传授比丘戒的地方，有承担薪火相传续佛慧命的作用。今称“三学堂”。寺内西路四合院为中国佛教协会各部门的办公场所。
3、前门大街改造前，崇文区主管领导找到张毓隽征求意见。张毓隽问他，想要文化还是想要商业。领导说，都想要。这个北京爷们儿立马回了一句：“那您别找我了，我只要文化。”
4、“甭提前门，毁完了东城毁崇文，现在我不认这个北京了！”49岁的张毓隽坐在一张50块钱淘来的老板凳上，手里把玩着几颗羊拐，背靠着一辆1912年出厂的羚羊牌28型自行车。
5、张毓隽本是手艺人，以捏老北京的门楼和泥人而闻名。如今，他跻身文化保护圈，成了京城唯一一家胡同主题博物馆——胡同张民俗艺术博物馆的馆长。
6、博物馆的扛鼎之作，是一条百米长的上世纪30年代老北京微缩景观，景观内200余家四九城的老字号店铺，800余个五行八作的人物形象，都由张毓隽一手完成。
7、“一连串的刺激啊！”张毓隽这样解释自己创办博物馆的初衷。
8、上世纪80年代末，张毓隽的南城老家在推土机的咆哮中轰然倒塌，取而代之的是一间位于13层楼上的两居室。
9、一开始住高层，张毓隽还挺乐呵，因为一眼就能瞅见天坛的祈年殿。没过几年他却发现，再望出去时，祈年殿被各种各样的高楼挡住了。
10、张毓隽“深受刺激”，开始没日没夜地拍摄北京胡同的照片，可“有时候快门还没按下，老房子就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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