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放生协会会长
1、每年农历正月新春之际，是北京雍和宫一年一度“打鬼”的日子。中午时分，雍和宫里鼓乐齐鸣，“打鬼”仪式开始。僧人们敲着锣鼓、吹着长号，由喇嘛扮演的天神戴着面具在台上跳舞。京城的百姓和游人纷至沓来，争睹这一独特的宗教活动，现场十分热闹。
2、“打鬼”是京城百姓的俗称，通常称作“法舞”，学名为“金刚驱魔神舞”，藏语称“羌姆”，蒙古语称“布扎克”。它是在西藏土风舞的基础上，吸取了藏传佛教仪轨和印度瑜伽宗面具舞的某些形式，而形成的一种藏传佛教密乘仪式舞蹈。法舞有独特的面具、服饰、乐曲和舞蹈程式，音乐抑扬浑厚，舞姿酣畅淋漓，富有极强的震撼力。它把民间传统的驱祟避邪与祈祷人寿康泰相结合，具有深厚的文化内涵。
3、跳法舞的风俗年代久远。公元8世纪初，印度莲花生大师应吐蕃赞普赤松德赞的邀请，入藏弘法，倡建桑耶寺，教授藏族弟子学习翻译之学。从那时起，法舞即在雪域弘传。至公元15世纪，藏传佛教格鲁派创始人宗喀巴大师为纪念释迦牟尼神变伏魔，弘扬佛法，保护众生平安，在拉萨举行祈愿法会，将原黑衣舞改编完善后成为祈愿法会的一大仪式，并延续下来。明朝末年，法舞传到北京。到清代，许多藏传佛教寺院都跳法舞。皇宫正殿每年举行这一仪式，清人福格所著《听雨丛谈》这样描述：每年年终集喇嘛于中正殿，建诵经道场，祈福送祟，羽葆幢幡，鼓乐跳舞。驱除邪恶，祈愿天下太平。
4、那时，雍和宫法舞的扮饰者除了本寺僧人，还有从京城各藏传佛教寺院中挑选出来的僧人。每年大愿祈祷法会前，由雍和宫扎萨克喇嘛行文“喇嘛印务处”，再通知各寺院派僧人到雍和宫练习跳法舞，名曰“过排”。法舞共跳三日：第一日“排练”，第二日为正式跳法舞日，第三日是“绕寺”日。每逢跳法舞日，雍和宫内外人山人海，“观者甚众，有万家空巷之风”。雍和宫牌楼前卖糖葫芦、风车以及京味小吃的比比皆是，叫卖声此起彼伏。清代时，各地的藏传佛教寺院都在例演这种大型宗教乐舞，只是日期不同，故当时京城流传着“一年三百六十天，天天在打鬼”的说法。自嘉庆年以后，北京只有皇宫中正殿、雍和宫、黄寺、黑寺等寺院跳法舞。
5、20世纪50年代，雍和宫跳法舞的规模相当大。后来，法舞一度中断，1987年，雍和宫在举行大愿祈祷法会的同时恢复了金刚驱魔神舞，使得“法舞”这一古老的宗教舞蹈重现雍和宫。如今的雍和宫法舞，除了原来固有的宗教内容外，时代还赋予了僧人们通过神舞为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祈祷和平、祈祷幸福”的新含义。作为大型佛教乐舞，受到广大僧俗的喜爱。
6、每至跳法舞的日子，红墙黄瓦的雍和宫门前悬挂着大幅唐卡，院内搭起舞台，上铺红色地毯。台下熙熙攘攘，挤满了游客，等着一睹法舞的风采。舞台前方，放置着用大红纸和高粱秸糊制的三角架，上有骷髅模型和风、火图饰。此架称“巴凌”，藏语称“朵玛”，待舞蹈结束后，向邪祟抛掷朵玛咒时用。随着铿锵有力的鼓乐声，身着金色盔甲的四大天王出场，立于舞台四隅。布袋僧和六名小童至台前坐定，形成六子戏弥勒造型。他们头戴各式面具，身着五色绣花缎袍，肩披五色缎云肩，胸前披挂骨制璎珞，足着厚底青缎靴，手执法器，为了驱除魔障和人世间的烦恼而尽兴狂舞。具体分为黑帽度母舞献神饮、阿杂日、骷髅面具、地狱主、尸陀林主、牛鹿面神六幕。
7、跳法舞时，要戴着藏传佛教具有象征意义的面具，随着鼓、钹、号等法器的节拍，跳着抑扬进退、疾徐有序的舞蹈。关于法舞的动作，有严格的要求：“上身犹如狮子，腰部如盘绕，关节像幻轮，肌肉当放松，血脉似沸腾，举止应尊严，作舞亦缓慢，膝盖要弯曲，骨骼现安乐，皆勇显威猛。”“跳怖畏之舞时，不应挥舞过重；作尊严柔和之舞时，不宜双目紧闭；作快乐之舞时，不应显露急促；作轻松慢舞时，不宜动作过于懈怠；作妩媚之舞时，动作不宜变化过重。”舞毕，抛掷除祟朵玛咒，俗称“送祟”。鼓乐声中，众僧路经长长的甬道至牌楼院，那里已准备好以干高粱秸搭起的柴堆。但见住持带领众僧诵经，随后，将巴凌尖端对外，投入点燃的熊熊烈火中，意为将摄受的“我执”投入火中燃烧，使之达到圆融无碍的大自在境地，以祈愿百姓安居乐业，天下太平。
8、之后，僧人陆续归来，在代表佛的世界的曼达前，在盛满甘果的铜盘前诵经。这些甘果可称为胜利果。诵经毕，僧人将甘果分发给游人信众，得到甘果被认为是一种福分。
9、次日凌晨，当太阳即将升起的时候，雍和宫的绕寺活动开始了。绕寺，又称弥勒转寺日，意为接未来佛弥勒到人间清邪除祟，使人间的每片土地、每个角落都平安洁净。
10、法舞的面具揭示了人世间的美好与丑恶，使人类的真善美和假恶丑得以直观表现，受到人们的喜爱。可以说，每尊面具都蕴涵着一定的精神力量。所谓邪祟，主要指人类自身的弱点和恶念，包括贪、瞋、痴等烦恼。从佛教义理来讲，舞蹈本身是“上求菩提、下化众生”的菩提行。跳法舞者以圣者及众多护法眷属的身份，消灭魔障，弘法利生，表现出僧众禳除邪恶，祝福天下太平、百姓吉祥幸福的心愿。
二、深圳放生地点少有人
1、法源寺原名悯忠寺，始建于唐代，是北京现存历史最悠久的名刹之一。经过千余年来自然与人为的损坏，寺中早已没有唐、辽时代的建筑物了，连现存的寺庙规模也是明代重建时形成的，比唐代，辽代缩小了很多。但如果我们把寺庙现存古碑碣遗物和古方志上的记载相对照，还可以了解到此千年来建筑演变兴废的概况。
2、悯忠寺始建的年代，寺存唐、辽石刻没有提到。《元一统志》①说，唐太宗贞观十九年(公元645年)曾想在这里立寺，未能实现。武后万岁通天元年(公元696年)追感先帝之志，建悯忠寺。到唐玄宗天宝十四载(公元755年)，安禄山在寺东南隅建塔。二年后，肃宗至德二载(公元757年)，史思明又在西南隅建塔。两塔在寺前东西对立。东塔名称不详，只知道塔内曾有当时著名书家苏灵芝的墨迹。西塔名无垢净光塔，有唐代石刻两通，其一世称《无垢净光宝塔颂》碑，是寺中现存第一古石刻。此碑原署安禄山圣武年号，经过磨改，碑文也有改刻，多所掩饰。不过从碑文中还是可以看出这塔是史思明为安禄山叛乱称帝和定都幽州祈福而建的。其二是肃宗乾元元年(公元758年)史思明暂时降唐时所立，改说为肃宗即位建造，以掩盖为安禄山造塔之迹。此碑原石久佚，碑文尚收于古籍中②；文中描写无垢净光塔是“甃凹磨凸，刓方铲圆。龙鳞错落以用密，虎口杰竖以攒(攒?)扣。枓栱杈丫以分赴，绮疏四合而洞开。……飞楹栈道，诘立四顾而震魂；井干陵临，穷览周流而失瞬。”大约它是一座有一定高度的方形木塔，四面有开敞的窗子，塔下有做工精致的砖石基座。碑中只说塔建于寺之般若院，对寺院全貌没有进一步描述。但综括上面史料，可以推知这时悯忠寺可分为三路，中路是正殿，可能有三门、迥廊及讲堂。东西两路各有几个院，最前二院内建东西塔。这是唐代较常见的大型佛寺布局，《长安志》所载唐长安佛寺中就有几个是前列东西塔的。唐时日本所建的奈良东大寺的原状也是这样的。
3、寺内另有唐武宗会昌六年(公元846年)采师伦书《重藏舍利记》(清初尚存，今佚)和唐昭宗景福元年(公元892年)释复严《葬舍利记》两通唐代石刻。据两石刻和地方志所载，在会昌灭法时，“幽燕八州惟悯忠独存”，寺居然未废，直到唐僖宗中和二年(公元882年)才毁于火。史思明所建木塔大约就毁在这时。不久，节度使李匡威重兴寺庙，建面阔七间高达三层的观音阁，中置大悲观音立像，又在景福元年(公元892年)把废塔基中的舍利掘出，埋在阁内观音像前。这可能是悯忠寺建阁之始。唐昭宗乾宁末年(四年?公元897年)节度使刘仁恭又把塔重建起来。这样，到唐末时悯忠寺又逐渐恢复起来，它的主要变动是在中路大殿之后建了观音阁。
4、辽代大约是悯忠寺最兴盛烜赫的时期。幽州在辽时扩建为南京析津府，又称燕京，悯忠寺这座唐代名蓝成为辽南京最重要的寺庙之一。辽代帝后曾在这里斋僧建道场，北宋使臣到燕京也往往安排来寺参观，有时甚至在寺内设行馆下榻，可以想象这时寺内建筑是相当宏伟精洁的。在辽代前期，悯忠寺曾多次修葺或局部改建。如辽世宗天禄四年(公元950年)观音阁灾，穆宗应历五年(公元955年)重建，改三层为二层，圣宗统和八年(公元990年)建释迦太子殿，道宗清宁三年(公元1057年)观音阁摧于地震，辽帝下诏修复。到道宗咸雍六年(公元1070年)，在寺名前加“大”字，称为“大悯忠寺”。
5、辽代对悯忠寺大规模重修在道宗大安十年(公元1094年)，重新把观音阁由二层改为三层。寺内现存的《舍利石函紫褐师德大众题名》辽代石刻反映了这次重修的情况。此石约刻于道宗寿昌四年(公元1098年)稍后一些，上有“盖阁都作头”康日永，“盖殿、宝塔都作头”娃敏两个监修官吏衔名和“阁殿砌作头蔡惟亨，祋世千”两个工匠名字。这表明这次重修除阁外，佛殿、宝塔也都重修了；这样大规模的重修大约仍是原有建筑受1057年大地震严重破坏的缘故。石函上还刻有当时寺内的僧职，有“寺主兼宝塔主”、“阁主”(两个)，“殿主”、“藏主”、“太子殿主”，“东塔主”、“西塔主”，可知这时寺内主要建筑物有观音阁、大殿、经藏，太子殿、东塔和西塔等。这次重建的塔可能由木塔改为砖塔了。宋元人记载多说寺有砖塔，如文惟简《虏庭事实》说“东西砖塔可高十丈，是安禄山史思明所造”，大约就是指这重建了的塔。这石函上题名也证明金、元、明人登临题咏的所谓唐建悯忠阁，安史建双塔都是辽大安重建之物。总的说来；辽时的悯忠寺布局沿续唐时，但主要建筑物都经重修，并增加了经藏和太子殿。这两殿可能就在中路大殿与阁之间，两侧迥廊之前的位置。
6、辽南京大悯忠寺和北宋东京大相国寺有很多相似之处。据史籍所载，至迟在唐五代之际，大相国寺已具有前为三门，中建佛殿，后有资圣阁，东西有塔院和禅院、律院的巨大规模，悯忠寺的布局和它基本相同；两寺的位置也都在都城内东南侧，前临大道；从使用性质上看，两寺都是皇帝亲临行香、建道场，斋僧的巨刹。这种情况说明悯忠寺在辽南京的重要地位。
7、金、元两代悯忠寺的布局和建筑都没有大的变动。据《靖康稗史》记载，金人俘获宋钦宗及后妃宫人等，途径燕京时曾在这里拘押，但称之为悯忠祠。书中所收《青宫译语》等三篇文字都称之为“祠”，当不是误记。改寺为祠时间可能不长，到金代中期，当大定十三年(公元1173年)在此策试女直进土时，《金史》又称它为寺。金大定十五年(公元1175年)还曾重建了前殿和太子殿。贞祐三年(公元1215年)元兵破中都，寺可能小有损坏。但双塔和阁在元末乃贤和元明间人袁凯诗中曾提到，可能元末尚存。到了明初，在志书中已说：“今寺与塔皆毁，遗址仅存。”[3]大约是毁于明初兵燹了。
8、约七十年后，明英宗正统三年(公元1438年)司礼太监宋文毅等巨阉重建寺宇。据寺中碑文，这次重建的规模是“中建如来宝殿，前天王殿，后观音阁，及法堂、方丈、山门、伽蓝、祖师堂、东西二庑、钟鼓二楼、香积之厨、禅栖之所，次第完缮，以间计者凡一百四十。……内植佳木，外缭周垣。”不久又建了大藏经阁。这次重建后改名为崇福寺，现在的法源寺的布局就是这时形成的。它从天王殿起北至藏经阁止，在中轴线上放了五六层殿阁，再用配殿和两庑围成南北180余米。东西50米的封闭的殿庭。天王殿南50米为山门，中间建钟鼓楼。这是北京常见的明代寺庙的布局形式，西山的碧云寺、卧佛寺等大体都是这样。
9、清代在顺治时曾建戒坛，康熙时重建藏经阁。到雍正十一年(公元1733年)又发帑金重加修缮，改寺名为法源寺。这次修缮工程可能相当大，以致现在看到的法源寺内建筑物基本上是清式的了。现在寺内中轴线上的无量殿建筑过小，其左右配房和跨院打破了东西庑的完整，截断了东西庑外侧的南北通路，这大约是经过重修造成的，为适应整个布局而安排的?
10、今天政府又拨出巨款对法源寺做大规模的修缮，使这座千年古刹又呈现出殿阁参差金碧交映的景象。尽管现存建筑多是明建清修，在首都古建筑中不居前列，但遗存文物中除唐、辽古石刻外还有两个古代石柱础，却是至为难得的早期建筑遗物。足够我们缅想此寺的悠久历史，并通过它具体了解唐、辽以来悯忠寺建筑的宏大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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