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放生鲤鱼的寓意是什么
1、云居寺位于北京西南郊75公里的房山区境内，因藏有万千珍贵的佛教石刻经板而著称于世。刻成这些石经，从隋至明历经千年，是我国继万里长城，大运河之后的又一浩大工程。堪称世界上最大的石刻图书馆，向有“北京敦煌”之誉。
2、云居寺依山而建，坐西朝东。寺分三路，中路佛殿五层，六进殿宇，南北两路建有僧房客舍之行宫院落。寺旁南北对称耸立着外形、结构迥然不同的两座辽塔，俗称北塔和压经塔。门前有杖引泉流过，清泉垂柳，自然环境颇为幽美。寺东北l．5公里处是石经山，本名自带山，唐时名涿鹿山，当地俗称小西天。海拔400米，山腰处分两层凿有九个藏经洞。第五洞名雷音洞，是九洞中最大的一个，长宽各约l0米，成不规则方形。四根八角形石柱支撑洞顶。石柱八面共雕有小佛像l056尊，称千佛柱。洞四壁嵌有云居寺创始人静琬法师早期所刻经板l46块。l981年ll月27日，在雷音洞拜石下地穴内发现明代石函，函内有以函套函方式密封的佛舍利。
3、云居寺于隋唐时代由幽州智泉寺静琬法师创建，历代屡有修葺扩建，成为规模宏伟、僧侣众多的巨刹。唐代分上寺及下寺，上寺在石经山上，下寺即今云居寺。辽金时代云居寺因刻石经闻名，故有石经寺之称。明代因石经山东麓建立东峪寺，又因云居寺居山之西，故亦称西峪寺。清初又改称西域寺并保留云居之名。抗日战争时期云居寺毁于战火。
4、1956年，中国佛教协会和有关部门一起开始对房山石经进行全面调查、发掘和整理工作，前后历时三年，先后从压经塔下地穴和石经山九洞中，清理出自隋至明朝的刻经石板14000多块。1961年3月4日云居寺被国务院公布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5、云居寺不仅以石刻经板闻名于世，古时亦有“碑海塔林”之称。近年于云居寺东南、东峪寺西南土丘上，发掘出中峪寺部分石刻及遗迹。石刻文字表明，中峪寺为辽代所建，有塔林数百座。除此之外，较有名气的有：北塔、南塔、景云塔、太阳塔、开元塔、压经塔、琬公塔、梦堂塔、老虎塔、万人塔、三公塔。这些塔大部分是唐代建造，其余为辽塔。
6、云居寺还藏有纸本经两万来卷，绝大多数为明代刻印本和手抄本，内有明南藏、明北藏、单刻佛经、藏文经卷、手写佛经、残卷等。这些是我国仅有的明版经卷，有极宝贵的学术价值和文物价值。
7、木版经，是清代由皇室下令刊刻出版的一部佛教典籍丛书，名《乾隆朝大藏经》。内容极为丰富，是研究佛学、哲学、历史、文学、艺术、翻译工作的重要文献资料。目前世界上只有两部汉文大藏经的经版保存至今，一部是珍藏在南朝鲜伽耶山海印寺的《高丽藏》；一部就是云居寺珍藏的《乾隆版大藏经》。全部版面约重400吨，堪称我国木板书之最。
8、“石经”、“木版经”、“纸本经”都为世上罕见珍品，可谓云居寺“三绝”。
9、北京地区明清时期的石刻
10、此一时期北京地区的石刻种类最为齐全，同时也产生了一些新的类别。内容题材大大丰富了，有许多新生事物于中有所体现。雕凿手法更加纯熟，格式固定。等级制度森严，体量也大小不一。此期不仅有大量的地上石刻与地下石刻，还有大量的建筑石刻、石雕及民俗石刻等。按照石刻学的理论，对中国传统石刻进行分类，大致应有11个类别，北京的石刻也包括了这些类别。明清时期石刻除画像石外，其他均有所体现。拟分述于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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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刻石摩崖类。北京地区此类石刻，以明清时期的遗存居多。其中门头沟区色树坟石佛岭上石窟崖摩刻的明《石古崖修桥补路碑记》、崇化庄明《买地刻石》、木城涧路旁清刻《继序修补道路功德碑》、石景山区八大处明《石佛造像及题记》等为最典型。除此之外，有关民间宗教、帝王巡视、山水题材的摩崖石刻，大多集中在郊县名胜或城近帝王园林的山石上，其字体不形式各异，内容多样，如大觉寺、北海公园、颐和园等，它们是北京明清时期特殊的石刻遗存。
2、2碑碣类。统指刻字碑一类。如按所记内容及功能上去分，有墓碑、祠堂碑、寺庙碑、记事碑、功德碑的不同。如按造型特点分，又有方碑、四面碑、龟碑、卧碑、方尖碑、昆仑碑、嵌墙碑、异形碑等的不同。依此期碑类现状及叙述之方便起见，可分列于下：
3、北京陵墓碑遗存最多。如明清帝王陵寝所立之碑。悼亡纪念死者最常用的手法就是建坟立碑。讲究者，碑上有螭首，下有龟趺、海墁，外罩碑楼。前书死者姓氏、简历、书撰、刻字、经理人姓名，后列出资人官阶、籍贯及捐钱数。阴阳额上亦有“万古流芳”、“捐资题名”等。碑框雕云龙图案，海墁刻鱼鳖虾蟹，碑侧及座侧浮雕升龙、海水江崖及麒麟、瑞兽等。墓碑也有墓主人名碑、功德碑、诰封碑、赐谥碑、敕谕碑、谕祭碑等。比较著名的如今存房山常乐寺的明《姚广孝神道碑》，通县燃灯塔旁的明《李卓吾先生之墓碑》，今存石刻艺术博物馆内的《明故大隆善护国寺西天佛子大国师张桑朵而只墓塔记》、清《巴尔达齐碑》，密云县存清《范承勋碑》，顺义赵全营清《武功大夫碑》等。另外，北京还有一批特殊人物的墓碑，即传教士碑。从明万历年间来华的天主教士利玛窦开始，许多传教士陆续在北京境内传布天主教义，沟通中西方文化，他们不远万里来到中国，有的供职于中国朝廷，死后即埋葬在京师的集体墓地。目前仍保存了上百通墓碑，主要集中在西城区滕公栅栏原传教士墓地和海淀区五塔寺石刻博物馆碑林中。其中知名者除利玛窦外，还有汤若望、南怀仁、郎世宁、张诚、白晋、蒋友仁等。这些碑采用了中国传统的螭首或方首形，下为方座。额题处镌刻十字或教会标志。碑面阴阳则以汉文及拉丁文合壁书写。明清两代传教士墓碑众多，内容涉及面很广，是研究当时社会历史、人物风俗的重要史料。
4、坛庙祠堂碑是中国封建社会特有的产物，明清帝王除建宫殿外，也同样重视拜天祭神祀祖，这类建筑多雄伟壮观。如太庙、孔庙、国子监、历代帝王庙、雍和宫，天、地、日、月坛，风、雨、雷、霆、先蚕、先农坛等，素有五坛八庙之称。有些建筑虽已不存，但其碑刻仍有留存。如孔庙中的十几座高约八米的告成太学碑等，国子监中清《十三经》刻石、《恭勒御制国学新建辟雍圜水工成碑记》、成贤街《官员人等至此下马》碑，雍和宫由乾隆皇帝撰文的《喇嘛说碑》等。祠堂也是封建时代祭祀性建筑，只不过其受用者及等级不同而已，有皇帝敕建，也有达官显贵、地主豪绅或乡民同建的公共性场所。如今东城区文天祥祠、智化寺(原明王振祠)，西城区汇通祠、贤良祠，石景山刚炳祠，房山区黑龙关(原为祈雨祠)，通州区曹氏宗祠等，其中都有相关的碑刻遗存。
5、寺观碑是有关记载宗教场所兴建、重修、四至、传承、戒条等的碑刻。北京的寺庙庵观众多，它们大多历史悠久，明清兴旺，今存的碑刻数不胜数，此不赘举。会馆碑是北京明清时期又一特色。明永乐年间在北京开科取士，北京也再度成为中央考场，全国举子进京赶考，落榜生在京暂住以待来年。因此，他们联络京官、旅京客商等合力集资购买荒地或官宦私宅改为文人试院。因过去城南地荒不发达，会试举子又出入宣武门，故会馆多集中在今宣武区一带。明嘉靖年间增加外城，使得原本是郊外的城南一带成为发展经济市场的良好环境。清初又在崇文门设税关，使得今崇文区一带云集了一大批工商外来户，此地便成为工商会馆的聚集地。据有关资料显示，北京地区举子会馆与工商会馆多达200余处，至修两广路前尚存上万间馆舍。其中有记事、行规、创修、馆产等的碑刻，如宣武区法源寺前街的《云南会馆重置碑》、下斜街的《全浙会馆重修碑》，崇文区河泊厂附近的《鲁班行会碑》、小江胡同的《创建晋冀会馆碑》等。总之，会馆碑是象北京这样大都市特有的产物，所以在北京的石刻分类中占有相当重要的位置。
6、研究明清科举制度最重要的实物资料就是现存北京孔庙中的198通进士题名碑，其中明代77通，清118通，另有元代几通，共记载了5000多名进士的姓名、籍贯、名次。此外，还有其他内容的题名碑。如明万历十二年的《户部题名碑》、万历十九年《太常寺正官题名碑》、崇祯七年《顺天府儒学题名碑》、清康熙四十二年《御史题名碑》和道光三年《满道题名碑》等。这些碑刻是研究明清科举制度、职官制、文化与政治的重要史料。
7、3墓志类。明清的墓志形式差别不大，平面呈正方形，汉白玉或青石质地。一般明代墓志中太监志较多，清代墓志中规格较大的要多。此期的墓志数量较大，北京地区大约有上千合，著名的有明太监《赵政墓志》、《钱义墓志》、《房能墓志》、《刘忠墓志》等。其他如明广宁伯墓志》、《明武定侯墓志》、《明沅怀王墓志》、《明遂平公主墓志》等，民间百姓、致仕官僚的更多。清代著名的墓志有《洪承畴夫妻合葬志》、《四川总督苗大生夫妻合葬墓志》、纳兰性德家族墓志等。
8、4塔铭及与塔铭相关的石刻。即指在塔身上镶嵌的塔铭及相关石刻。门头沟的寺庙、戒台寺都有塔院。明清时期的僧塔不少上刻高僧法讳。如房山谷积山明代罗汉塔地宫壁刻《明敕赐谷积东庵释迦如来真身舍利碑》、海淀区五塔寺明建金刚宝座塔周身所刻藏梵文经咒等。
9、5经幢与坟幢。正如前文所述，元代以后经幢较少见，如石景山区法海寺明《楞严经幢》、《大方广佛华严经幢》，今北海天王殿前东西矗立的清制经幢。坟幢如房山谷积山上的《明太监马公幢》等。
10、6造像题记。此期的佛造像及题记大多为明代遗物。如门头沟石佛村的二十几尊造像及部分题记，石景山八大处翠微山麓的造像三尊并题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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